43岁被逼创业26年成世界第一

  他43岁工被开除,离婚、还欠债,被逼无奈选择了创业,期间他为了自主研发甚至赌上破产、跳楼自杀的风险,而后为了企业发展决策又患上忧郁症、焦虑症、癌症,做过两次癌症手术!

  1944年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一个贫困山区的小村庄,靠近黄果树瀑布。

  任正非的父母是乡村中学教师,家中还有兄妹6人。任正非中、小学就读于贵州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县城。

  因为父母对知识的重视和追求,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任正非的父母仍然坚持让孩子读书。所以任正非的童年虽然是在贫穷中度过,却是快乐美好的。

  1963年,任正非就读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已并入重庆大学)。在校期间,他把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专业自学完,接着还学习了逻辑学、哲学和几门外语。

  特殊时期,父亲曾特别嘱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

  在父亲的叮嘱下,任正非排除干扰,苦修数学、哲学,并自学了三门外语,奠定事业基础的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等技术,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入门。

  后来,任正非入伍当通讯兵,参与一项军事通讯系统工程时取得多项技术发明创造,两次填补国家空白。可以说,他在部队时也是科技创新能手,得过全军技术创新二等奖,被选为代表,参加过郭沫若主持的全国科技代表大会。

  虽然任正非称自己一不懂技术、二不懂管理,但其实他对技术的前瞻性把握和对新技术的敏感性是其他企业家所不具备的。

  实际上这是任正非的谦虚、低调,那个时期的大学生基础还是很扎实,况且他在部队时期就取得技术发明创造,没有这些基础,他是很难在通信这样一个高科技行业,以技术驱动为主的行业,为企业发展掌舵,更无法指挥技术团队。

  “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在华为身上是最生动的体现!越是这样的低调、谦虚的企业和对手,往往是最厉害的,因为谦虚、低调,它没有瓶颈、会不断突破。

  华为公司总裁办高级顾问陈培根先生曾表示,任正非当年如果继续努力,是有可能当将军的,但是任正非为了家庭,选择了复员转业。

  1984年,任正非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当时在四川绵阳国防建设,当地教育条件落后,这些军官子女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每年高考都是光头,最好的是两个考取了大专。有一天,他女儿跟他说:“爸爸,将来我要考不起大学,你要为我的前程负责。”这句话打动了任正非,他就这样离开了部队。后来任正非的女儿如愿考取大学,后又读了南开大学博士。没有任正非承担起父亲对女儿不可替代的使命和责任,就没有华为。

  今年,任正非也曾表示,做华为是为了家人过得好一点,2016年5月,华为CEO任正非在有众多华为高级研究员参与的座谈会上说:“其实我们都很笨,我们这个成功,是为了自己给老婆多赚点钱,不是为了当世界领袖。”

  复员时,任正非从部队以团副的身份转业,来到成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在当时深圳最好的企业之一—南油集团下面的一家电子公司任副总经理。

  在这里,任正非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陡坡”:任正非在一笔生意中被人坑了,导致公司200多万货款收不回来。那时,内地城市月工资平均不到100元。在这种情况下,任正非在大国企南油集团的铁饭碗端不住了,安逸的日子似乎已经到头。

  这一年,任正非的家庭和事业都出了状况。他的夫人转业后进入南油集团领导层,而他在南油下属企业时连续亏损,再加上父母与弟妹和他们同住产生的生活压力,最终导致家庭解体。任正非在这一波又一波的滑坡中,直达人生低谷。

  此时的任正非下有一儿一女要抚养,上有退休的老父老母要赡养,还要兼顾6个弟弟妹妹的生活,正值上有老下有小、青春不在、未来尚长的中年之际的任正非,前行之路陷入无际的迷茫与昏暗。

  处于中年危机之中任正非没有时间去感伤,家庭的责任、事业的急迫,令任正非迫不得已,走向了一条下海干实事的道路。就这样,深圳少了一个国企干部,中国多了一个高科技企业的“教父”。

  创业初始,任正非的所思所想并没有太多的理想主义,仅仅只是为了糊口、为提高家人生活品质而这是一个扛着压力向前、被逼无奈的创业故事。可以说,任正非的创业初期带着些许悲情色彩。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个做程控交换机产品的朋友让任正非帮他卖些设备,经过几次经历,任正非萌生决心自己干的想法。

  1987年,任正非以2.4万元资本注册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成为香港康力公司的HAX模拟交换机的代理。

  1987年,任正非创业时,只带了四个人,业务是代理交换机,一个很小的作坊,卖东西。当时虽然公司很小,但任正非的梦想很大,要用我们卓越的产品屹立于通信之林。

  1991年9月,华为租下了深圳宝安县蚝业村工业大厦三楼,开始研制程控交换机。公司员工仅50余人。

  当时的华为公司既是生产车间、库房,又是厨房和卧室。十几张床挨着墙排开,床不够,用泡沫板上加床垫代替。

  所有人吃住都在里面,不管是领导还是员工,做累了就睡一会儿,醒来再接着干。这也是创业公司所常见的景象,只不过后来在华为成为了传统,被称为“床垫文化”,直到华为漂洋出海与国外公司直接竞争的时候,华为的员工在欧洲也会打起地铺,外国小伙伴无不惊呆称赞。

  华为手机业务CEO余承东曾描述那段经历“我加入华为的时候是1992年底、1993年初,我记得那时候我到深圳的时候,大家说深圳南山一家小公司,当时我是在学校里给人做科研项目,到深圳去,他们说这是一家小公司,很多学生去了非常喜欢,去了不想走。我只想到华为转一转,感觉一下,在那几天就走的,结果留下了,觉得气氛非常好,初创的公司充满着朝气、活力,虽然我们像大学一样,在公司食堂吃,在公司干活,一帮都是学校出来的年轻人,办公室后面还有一排柜子,还有睡的床垫,晚上熬夜干活,睡到公司里。那时候深圳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年轻人创业的小公司。”

  在发展的过程中,华为起步比国内另一个IT巨头联想起步要晚、起点也低,联想1990年业绩已经达到4亿,而华为不到亿元、1992年联想达到17.67亿、华为才刚刚过亿。

  但是这些年华为大幅超越了联想,2014年,两者销售规模已站在了同一位置,华为业绩465亿美元(2889亿),联想463亿美元,但是前者的净利润是45亿美元(约279亿人民币),后者净利润8.29亿美元(51.4亿人民币)。

  对此,柳传志曾经评价任正非魄力大,表示“我还挺佩服任正非的,任正非走的就是一个直接往上爬坡的路。上珠穆朗玛峰的时候,我走一百米要大家停下来喘喘气,任正非捡一条更险的路直接就上去,这点魄力我不如他。”

  的确,任正非的魄力,国内企业家中可能没有几个能达到。他用跳楼的决心,选了当时国内科技企业不敢走的一条路——自主研发!

  华为不是一开始就走的技术派路线,一开始它走的路线和联想类似,也是走的贸工技的路线。

  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由于历史原因中断,当时中国的技术与国外普遍存在太大差距,是很难一开始就走技术研发路线,而且技术路线,要承受很大的风险,一是做技术研发需要技术积累的基础、另一方面需要资金的积累,毕竟研发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而且研发不一定意味着投入就一定能成功,有着巨大的风险。

  因此,贸工技路线对于初期资金实力不够强、研发实力弱势很合理,也很必要的路径,毕竟一开始,企业要生存下来是首要问题,而研发对资金、人才的要求比较高,特别高科技行业,所花费的资金更多,因此开始先通过贸易生存下来,具备一定基础之后,再做研发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华为一开始也是走了贸工技的路线,先通过代理贸易生存下来。

  但是,在经过2年时间华为已经在全国形成自己的经销网络后,任正非像他后来时刻敲打华为内部的危机感一样,思考华为的未来怎么走。

  任正非当年的这个决定,犹如一个大胆的赌局,问题远比想的复杂,所承受的压力也比想的要大,研发需要大量资金,基本上华为把当时所有的利润,以及能调动的资金都投了进去,意味着一旦失败,华为所面临就是危险的结局——破产。

  特别是这个时间,任正非刚从上一次挫折中走出,就给自己设定了这么大的压力选择!任正非当时曾表示,研发失败了、就跳楼。

  任正非当时所承受的压力要超出很多人想象,一个43岁时遭遇人生重大打击、职业不顺、婚姻不顺,好不容易经过2年多发展、走上正轨后,他又把公司所有身家赌上、进行自主研发,一旦失败意味着这么多年努力又前功尽弃,公司命运破产,相当于经历一次挫折之后的奋斗白忙活了!

  幸好在华为和任正非都扛着巨大压力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研发的交换机成功了,而且市场反响不错,华为大胆的赌注成功了,华为可以继续存在下去,而不是面对破产结局。

  1991年12月,首批3台BH-03交换机包装发货。当时公司已经没有现金,再不出货,直接面临就是破产。幸运的是,这三台交换机很快回款,公司得以正常运营。

  1992年,华为的交换机批量进入市场,当年产值即达到1.2亿元,而当时华为的员工,还只有100人而已。这样的成长速度,响应了深圳速度的口号,而这样的盛况只属于那个时代。

  在1992年华为年销售突破1亿元,在年终大会上,任正非第一个发言,这位堪称铁汉的企业领导人,哽咽着说出“我们活下来了”,就掩面而泣。

  企业经营者的战略决策直接影响企业未来发展,而在通信这样一个技术性行业,要提前预判、布局,一个决策可能需要几年后才能看到结果,判断准了、企业可能超越对手,而判断错了,企业将被超越、甚至落伍。这其中作为决策者的任正非经常因为承受压力陷入抑郁!

  在任正非创业的过程中,他承受了失去了双亲的痛苦,由于创业事务繁忙,父母去了昆明任正非妹妹处生活,但是两位亲人却先后不幸离世,特别是母亲的车祸离世,给任正非打击极大,当时任正非那时正陪着国家领导人在国外访问。当时任正非母亲身上没带身份证,就当老百姓送到一般的医院去治疗抢救,后来人就去了,企业做那么大,到关键时刻,连母亲都照顾不了,任正非的痛苦可想而知,特别是任正非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自己创业、没有怎么照顾上父母,没怎么让父母享太多的福,而且父母一直节俭的生活,一直买便宜的菜吃,却依然想着存钱留给任正非备用。

  2001年2月25日任正非又发了一篇文献——《我的父亲母亲》,这篇文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当成任正非的一封绝笔,如果他要死了,这篇文章就是他对人生的交代,这里有很多忏悔、回顾历史。

  “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公司,对得起员工,我就是对不起我的父母。我问心对国家无愧,对公司无愧,对父母有愧。为了公司的发展我牺牲掉我作为儿子的尽孝责任。”

  同时,工作中因为经营决策,又承受巨大压力,在华为决定自主研发小交换机的过程中,任正非所承受的压力之大,已经超乎想象,而任正非在之后华为的发展历程中,多次将自己处于这种巨大压力的煎熬中。

  通信行业是一个技术竞争非常强的行业,对技术的前瞻要求非常高,每隔几年就是一次新的技术浪潮,如果没有提前布局,或者没有把握住,很可能就会在下一次浪潮中落伍,甚至是衰落,而如果对下一次浪潮的前瞻不够准,也会把企业带到一个错误的领域。

  如同之前力主自主研发一样,在是否要研发小灵通、TD布局时,任正非力排众议的决定,再次赌对了,但是也一连抑郁了近10年,因为技术布局,是提前开始的,未来究竟如何,几年后才能看到,充满了巨大的风险!而这煎熬的几年中任正非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就是企业领导者,面对企业命运所承受的压力!

  这些前瞻性的布局,也逐渐让华为走向了浪潮之巅,行业之巅,实现了从跟随者向引领者的转型。

  任正非:“我们在追赶的时候是容易的,但在领队的时候不容易,因为不知道路在哪儿。我当年精神抑郁,就是为了一个小灵通,为了一个TD,我痛苦了8至10年。我并不怕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是怕来自内部的压力。我不让做,会不会使公司就走向错误,崩溃了?做了,是否会损失我争夺战略高地的资源。内心是恐惧的。TD市场刚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投入,所以没有机会,第一轮招标我们就输了。第二轮我们投入了,翻上来了;第三轮开始我们就逐步领先了,我们这叫后发制人战略。但那8年是怎么过来的?要我担负华为垮了的责任,我觉得压力很大呀,这么多人的饭碗要敲掉了。因为不知道,所以很害怕,才很抑郁。

  为此,那段时间任正非患上抑郁症、焦虑症,甚至得了癌症,先后做过两次癌症手术。

  他当时曾对身边人说过:“你不当CEO,你不知道事情之难;你不当CEO,不理解社会上有些CEO要自杀。”

  而这些大胆的“赌”,承受巨大压力的决策,让一步步走上了技术研发、技术派的路线,并逐渐走在了行业前列,直至成为国际通信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2013年华为成功全球登顶。

  2014年12月,华为手机业务CEO余承东在一次演讲中回顾华为发展历程的艰难时表示,“曾经有一段时间,华为都发不起工资,任老板给我们打白条,任老板说我们会成为中国最大的通讯企业,我们当时都笑话,怎么可能,我们都活不下来”

  2015年,华为实现全球销售收入3950亿元人民币(608亿美元),同比增长37%;净利润369亿元人民币(57亿美元),同比增长33%。

  1996年,华为发展9年的时候,任正非就开始请专人,起草制定《华为基本法》,这种做法体现了华为掌门人任正非的境界和层次,而《华为基本法》的制定,也让华为从国内企业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国内市场的领先。

  同时,华为开始进行管理上不断优化,华为的管理体系也逐渐构建、完善成型,成为国内管理上标杆,而华为当时成立时间不长,很多类似企业基本上很少有这样的境界和层次!

  而且,华为又注重向发达国家学习企业管理经验,任正非曾多次带队赴日本、美国、欧洲考察。

  1992年,华为成立仅5年,还处于小公司阶段,任正非就走出过门,去美国考察学习先进技术管理。

  1997年岁末,西方圣诞节前一周,华为高管又访问了美国。这次访美重在学习管理,学习一个小公司向规模化发展该如何走出混沌。华为高层从美国回来以后,在1998年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颁布了阶段性文件《华为公司基本法》,基本法的要点就是要华为走向一条职业化发展道路,摆脱企业对企业家的过度依赖;第二,引进了IBM顾问,使华为走向了按照国际的规范来研发销售产品的一条道路。

  1998年华为请IBM做咨询,花了5.6个亿(这在当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他提出“先僵化,后优化,再固化”,削足适履。学人家不能形式主义,引进来的这套机制两三年不变。他说学任何一个东西,既然人家是好东西,如果你越穿越觉得舒服,说明它的东西不先进,你不舒服,才说明人家的好。

  对此,任正非说,别看花了5亿多,我雇佣了全球最顶尖的200多个专家,如果给他们发工资,肯定比这个高,所以我是合算的。而这也的确为华为成功进军国际市场打下基础。

  2000年12月27日,华为在深圳五洲宾馆召开向海外进军誓师大会,任正非发表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太平洋》的讲话。

  而此前华为从1995年开始准备进军国际市场的事宜,直到2001年才有所突破,这其中经过长达6年的摸索和努力,才算实现破局,并逐渐扩大优势!

  正是这种不断的学习、进取精神,让华为在管理机制、杭州旧床垫管理模式、运作模式上不断优化,从一个小公司逐渐成长为全球巨头。

  任正非对企业的危机时刻保有清醒认识,“历史上多少大公司是在非常成功之后走向大衰弱。70年代日本电子工业很成功,钱多到可以把美国买下了。日本在模拟电子很成功,但在数字转型的时候保守了,让美国超越了。美国CT领域也保守了被华为超越了,但后来,美国又从IT领域重新打回CT领域,今天甚至可能颠覆CT领域。”

  任正非在华为公司2013年年报的CEO致辞中,更是表示,“我们只可能在针尖大的领域里领先美国公司,如果扩展到火柴头或小木棒那么大,就绝不可能实现这种超越。”

  这种清醒认识,也促使华为更加积极的努力,一是有强大营销铁军,敢于四处拼搏,二是有有强大的技术研发,提供好的武器,三是有良好的机制文化“力出一孔、利出一孔”“胜则举杯同庆、败则拼死相救”,一个中国企业开始在国际市场不断征战,并成为中国科技的代表。

  “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一直散发着经典的哲理,一个企业如果开始自满、膨胀了,意味着危机即将到来、企业发展将遭遇瓶颈,这样的例子在商业发展上数不胜数,而一个充满危机感、清醒认识的企业往往是可怕的,因为充满危机感、清醒认识,而不断学习、进取,你很难知道它的瓶颈在哪里,你无法判断,也往往最可怕!

  和华为危机感感相伴的是,它的掌门人任正非是一个低调、谦虚的掌舵者,不参加商业论坛、不参加商业评选、很少接受采访,甚至一段时间里,媒体很难找到一张任正非的照片。

  同时,对于自己的评价,杭州旧床垫任正非极为低调,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任正非写道:

  “人感知自己的渺小,行为才开始伟大。……我刚来深圳时准备从事技术工作或者搞点科研,如果我选择这条路,早已被时代抛在垃圾堆里了。我后来明白,一个人不管如何努力,永远也赶不上时代的步伐,更何况我们处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只有组织起数十人、数百人、数千人一同奋斗,你站在这上面,才摸得到时代的脚。”

  “业界老说我神秘、伟大,其实我知道自己名实不符。我不是为了抬高自己而隐起来,而是因害怕而低调的。线 万名员工以及客户的宽容与牵引,我只不过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将他们的才智粘合起来”

  “我不知道我们的路能走多好,这需要全体员工的拥护以及客户和合作伙伴的理解与支持。我相信由于我的不聪明,引出来的集体奋斗与集体智慧,若能为公司的强大、为祖国、为世界作出一点贡献,20多年的辛苦就值得了”

  “我的知识底蕴不够,也并不够聪明,但我容得了优秀的员工与我一起工作,与他们在一起,我也被熏陶得优秀了。他们出类拔萃,带着我前进,我又没有什么退路,不得不被“绑”着、“架”着往前走,不小心就让他们抬到了峨眉山顶”

  “这些年来进步最大的是我,从一个“土民”,被精英们抬成了一个体面的小老头。因为我的性格像海绵一样,善于吸取他们的营养,总结他们的精华,而且大胆地开放输出。”

  正如这种低调、谦虚的心态,和他在华为努力打造起的危机感文化,一方面,让任正非极为重视团队建设,形成了华为独特的利益分享机制,进一步强化了华为的团队凝聚力和战斗力,另一方面,他也让华为不断保持“空杯”心态,不断对成功清零、然后去努力攀登新的高峰,无论是团队利益分享机制,还是危机文化、空杯文化,都是华为成功的重要因素。杭州旧床垫

  这个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有过巨大压力、面临过小企业创业的艰辛、有过拿公司全部身家一赌的生死考验,有过关于未来发展命运决策的压力!

  而掌门人任正非曾连续遭遇挫折,父母双亲突然离世,自责而痛苦,常年忍受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困扰,并患上癌症、先后做过两次癌症手术。

  它又一直都有学习、进取、完善自己的精神,这种精神也让他不断强大,形成了越来越强的竞争力!

  同时,它又充满危机感,极为低调和谦虚,面对成绩,总是清零、继续攀登更高峰!

  在华为成功的今天,成为国内科技企业的代表、学习的对象,华为背后的这些更需要了解,一个成功企业的历程中必然与众多挫折、考验、痛苦、压力相伴,直至凤凰涅槃,才能成为传奇;同时,它又需要诸多宝贵的精神,持之以恒的的学习、进取,居安思危,不断完善与提升,才能不断攀登,到达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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